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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維為:邁向共同富裕
發(fā)表時間:2022-01-11來源:東方衛(wèi)視

  最近,實現共同富裕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,其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,也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非常明確提出的目標。在這里我和大家回憶一些,當年和鄧小平同志就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一些談話。1985年8月28日,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時任總理穆加貝,當時我擔任翻譯。穆加貝是篤信社會主義的非洲領導人,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一種擔心,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。所以在那次會晤中,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,非常坦率地說,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(xù)堅持社會主義。 

  鄧小平非常平和地回答了他的問題,鄧小平當時說:“中國的改革也好,開放也好,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。”小平接著說,我們要實現工業(yè)、農業(yè)的現代化,還有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,但是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,有四個字,這四個字就是“社會主義”,也就是說我們搞的是“社會主義現代化”。

  鄧小平當時講完這番話的時候,他的目光環(huán)視一下當時的會見大廳,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這番話。然后他又講了這么一段話,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,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,第二個是不搞兩極分化。鄧小平接著說,我們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?,F在這兩種所有制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同時,我們也發(fā)展一些個體經濟,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,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,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,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。

  鄧小平用的是當時的主流政治話語,但實際上他已經大大地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。他已經把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放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,比方說當時農村解散了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,實行土地集體所有、但包產到戶、長期不變,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所有制。

  那么對于穆加貝不太理解的外資企業(yè),鄧小平也為他做了一個分析。他很耐心地替穆加貝算了一筆帳,他說,一個三資企業(yè)辦起來,工人可以拿到工資,國家可以得到稅收,合資合作的企業(yè)收入的一部分也歸社會主義所有。

  為了說服穆加貝,鄧小平補充說:“更重要的是,在這些企業(yè)中,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,用于發(fā)展社會主義經濟。”我發(fā)現小平同志在談到向外國學習的時候,他從來不只是關心“硬件”,他還非常關心“軟件”,特別是如何把好的管理經驗學過來。

  就中國的所有制改革,我給大家做一些解釋,所有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,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,進行社會主義改造,形成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,但是中國的做法和蘇聯(lián)的做法不完全一樣。

  蘇聯(lián)是對私人資本采用了剝奪的政策,中國采用的是贖買政策,蘇聯(lián)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,國家所有制占到當時蘇聯(lián)整個工業(yè)成分的99.97%,幾乎是100%了,而中國到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,中國國有企業(yè)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56%,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集中資源建設新中國的工業(yè)體系、國防體系、科研體系等等。

  其余部分主要是集體經濟,包括大量的“社隊企業(yè)”,這些“社隊企業(yè)”在后來的改革開放中,成為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崛起的主力軍,引爆了中國以紡織業(yè)等輕工業(yè)為主的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。

  第二階段就是鄧小平時期的公有制為主,同時允許個體經濟和外資發(fā)展,到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,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大致占整個國民經濟的四分之三。

  第三階段,以1997年召開黨的十五大為標志,中國公有制的概念與時俱進,它不僅包括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,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等等。公有制為主的定義就開始強調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的優(yōu)勢,包括國家對土地、礦產等各種戰(zhàn)略資源的擁有,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,而不是再強調國有企業(yè)的具體數目,或者集體企業(yè)的具體數量和比重。

  這次非常重要的理論突破,形成了今天的“兩個不動搖”,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(fā)展公有制經濟,毫不動搖地鼓勵、支持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(fā)展,堅持平等保護物權,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的競爭,一種互相促進的全新格局,在學術界也被稱之為“混合經濟”。

  回望中國這種“混合經濟”模式的崛起,可以說是感慨萬千,不是說這個模式十全十美,它也有不足的地方,但是在公有制為主的條件下,同時發(fā)揮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積極性,從而證明是中國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。

  比方說,現如今的中國享有世界最發(fā)達的互聯(lián)網經濟,遠遠領先美國,因為美國的私營企業(yè)不愿意投資建設大農村的通訊基站,因為長期收不回成本,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訊基站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,這也是中國模式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。

  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、高速公路網、“村村通公路”等等工程,民營企業(yè)也抓住這個發(fā)展的歷史機遇,壯大了起來,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做到“一部手機,全部搞定”的國家,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  現在看來,公有制占主體也是鄧小平同志的一種底線思維,因為改革需要進行大量的探索,但我們保住了這一條,即使在發(fā)展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,包括貧富差距拉大、地區(qū)差距拉大,我們也可以用資源來逐步解決。

  在鄧小平談完了所有制問題后,他就和穆加貝談到了如何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,也就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。那么鄧小平對穆加貝這樣說的,至于不搞兩極分化,在制定和執(zhí)行政策時,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,如果導致兩極分化,改革就算失敗了。

  鄧小平接著自問自答說:“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?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,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?!被仡?0多年的改革開放,貧富差距拉大了不少,但即使相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獲得大幅度的改善,到2020年中國徹底消除了極端貧困,實現了全面小康。所以中國的貧困問題是相對貧困,而不是困擾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貧困絕對化的問題。

  對于兩極分化,我覺得要采取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(tài)度。在改革開放之初,為了克服“文革”時期的極端平均主義,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,加速現代化的建設,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完整地表述,就是讓一部分地區(qū)先富起來,帶動其它地區(qū)富裕起來;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,帶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。

  這個戰(zhàn)略構思總體上有效地激發(fā)了中國社會的活力,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(fā)展,當然發(fā)展起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。鄧小平是1989年11月正式退休的,退休之后,他對于共同富裕還是十分關注。

  鄧小平處在1990年有一次談話,他說中國是允許存在差別的,平均主義是發(fā)展不了經濟的,但經濟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,中國就必須搞共同富裕,這樣社會就穩(wěn)定了。1993年,鄧小平又和他的弟弟鄧肯有一次比較長時間的聊天,表達他對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,他說:“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,大多數人沒有獲得,這樣發(fā)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?!?/p>

  分配不公,會導致兩極分化,那么就會出現問題,這個問題要解決。過去我們講發(fā)展?,F在看,發(fā)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(fā)展時少。

  回頭看來,我們基本做到了鄧小平兩個論斷的第一部分,就是一部分地區(qū)先發(fā)展起來,富裕起來,帶動其它地區(qū)富裕起來。中國的發(fā)達板塊和欠發(fā)達板塊,現在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良性互動機制。過去20來年,整個中西部地區(qū)的發(fā)展速度幾乎都比沿海地區(qū)要快,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,實現了全面小康,這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。

  但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,中國還在探索,還沒有做到理想的狀態(tài)。不久前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,“推動人的全面發(fā)展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。這就有個說法,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則,靠市場;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則,靠法律,主要通過稅收、社會保障等等;第三次分配靠道德,靠自愿捐款等等公益事業(yè)。

  六中全會結束后,中央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,對中外記者談了現在黨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,在談到第一次分配的時候,他說第一次分配既要講效率,又要講公平,合理控制初始分配的差距。

  第二次分配要完善稅收制度、提高直接稅的比重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,努力使橄欖型的分配結構的兩頭更小一些、中間更大一些。

  第三次分配要國家鼓勵支持企業(yè)和企業(yè)家在有意愿、有能力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公益事業(yè),這在客觀上會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。隨著我國的企業(yè)不斷發(fā)展壯大和更多的人富裕起來,加上國家激勵政策的完善,我國的公益事業(yè)將會迎來一個大的發(fā)展。

  韓文秀還特別強調,要在高質量發(fā)展中促進共同富裕、推動共同富裕、解決發(fā)展問題是第一位的,分配問題也很重要,但不能僅僅在分配上做文章。韓文秀說:“我國人均GDP雖然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,但還沒有完全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,即使把現在所有的國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,那也達不到共同富裕。”所以共同富裕是沒有捷徑,不是變戲法,必須靠14億多中國人的艱苦奮斗,實現高質量發(fā)展,才能做到。

  總之,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,不是“劫富濟貧”,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,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,還涉及政治民主、文化繁榮、社會道德、生態(tài)文明、公益慈善等許多方面。

  2021年6月,中央決定選擇浙江省來建設我國首個高質量發(fā)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(qū),浙江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較好,2020年,浙江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倍差是1.96倍,低于全國平均的2.56倍,今后它還要進一步地把這個縮小到更合理的區(qū)間。

  浙江已經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許多事情,我想其它地方也可以參考、借鑒。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可以進行分區(qū)的試驗,好的經驗就及時推廣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,“我們要實現14億人的共同富裕,必須腳踏實地、久久為功”。我們要不斷探索前行,最終一定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的目標!

責任編輯:張 殊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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